接下来几天，周赫煊一直住在加尔各答，整日和这些印度进步作家们讨论文学和民族解放问题。之所以赖着不走，并非因为他想要跟印度同行们交流，而是留在这里等常凯申和宋美龄。
常凯申在视察开伯尔山口要塞之后，便带着随员回到新德里，并在这里会见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印度绿教徒联盟主席真纳（巴铁国父）、印度妇女界领袖奈都夫人等等。
接下来就是会见圣雄甘地。
为了表示尊重，常凯申想按中国人的礼节，亲自前往孟买登门拜访。而甘地则想按印度人的礼节，亲自前往新德里与常凯申会面。
英国驻印总督获知此情况，立即给宋美龄写信，说如果老蒋夫妇前往孟买，那么总督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之后丘吉尔又给老蒋拍电报，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否则中英同盟联合全印度参战抗日的局面将受到损害。
无奈之下，三方妥协——老蒋选择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面。
甘地出行的声势很浩大，数千印度人在孟买送别，数百低种姓和贱民支持者随往，沿途觐见护送者多达十几万人。他乘坐火车三等车厢而来，数万加尔各答市民自发组织迎接，直接让火车站陷入瘫痪状态。
常凯申完全被那疯狂的场面给震惊了，对身边的宋美龄和周赫煊说：“不愧是圣雄，深得民心！”
数百低种姓和贱民随行者，自发为甘地开道。他们就好像护卫教皇的狂信徒，卑微、低贱而至死不屈，若是谁想对甘地不利，只能踏着这些人的尸体过去。
“圣雄！圣雄！圣雄！”
车站内外的喊声此起彼伏，高种姓者站立静待，低种姓者跪地拜伏，贱民远远的趴在地上朝觐。
英印军警如临大敌，却连枪都不敢举起来。事实上，就算发生意外也不敢开枪，否则必然闹出更大的乱子。
见此场面，周赫煊心情复杂，完全不知该如何评价。他以前还有些看不起甘地，觉得这人太懦弱了，但现在却不敢有任何小觑之心——非暴力不合作玩到这种程度，有时候比暴力反抗还可怕，它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暴力革命。
这么说吧，如果现在英国敢擅自提高某种布料的价格和税收，那么甘地就会站出来号召全民纺布，而拒绝购买使用英国人的布料。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响应，他们游行示威、罢工罢市，任凭英国人镇压也要坚持到底，那种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让英国人根本无法面对。
你杀你的，我做我的，我伸脖子让你杀，但就是不跟你合作。
咱们换个比喻，就好像强盗霸占了农民的屋子，让农民给他种菜耕地烧水做饭。一般情况下农民会忍耐，压迫得太过火就啥事不干，躺地上任凭强盗殴打杀戮。除非强盗想把这家人彻底毁了，否则必然选择妥协让步，这真是个无比诡异的反抗方式。
“甘地先生！”
“蒋先生！”
两人在车站外热情握手，都对彼此的行为非常感动。老蒋带着妻子亲自到车站迎接，而甘地一路坐三等车厢奔波，至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
“这位想必就是诺贝尔得主周先生吧？”甘地微笑道。
周赫煊问候道：“你好，甘地先生。”
众人寒暄过后，便坐车前往市区内最好的旅店。甘地的那些追随者也一同前往，但没住进旅店，而是或坐或躺守在旅店的大门外。苦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表达决心的立场。
交流的过程其实很无聊，各自表达对彼此民族的尊重和支持，并表示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
周赫煊最感兴趣的是甘地对种姓制度的看法，他忍不住问道：“甘地先生，你对种姓制怎么看？”
“咳咳！”常凯申咳嗽一声，他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甘地微笑回答道：“种姓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限制印度发展的不是种姓制，而是贱民制。我认为应该废除贱民制，贱民阶级一旦被清除，种姓制度就能得到净化。”
这个答案让周赫煊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甘地是明着尊重贱民，暗地里却看不起贱民。
“你认为贱民制度能够取消吗？”周赫煊又问。
甘地笑着说：“我就是一个贱民，我依旧能得到尊重。”
甘地当然不可能是贱民，许多时候他被认为是第二种姓刹帝利，但从姓氏上来看应该更像第三种姓吠舍。“甘地”的本意是“食品商”，吠舍就是从事商业贸易的阶层，而刹帝利阶层多为王公贵族、武士军官。
当然，也有可能甘地所在的家族早就升级了，毕竟他的父亲做过印度某土邦的宰相——这个职务比较符合刹帝利种姓。
甘地之所以说自己是贱民，是因为他当初前往伦敦求学的时候，当地人威胁要开除他的种姓且这样做了。由此就产生了分歧，甘地家族仍视甘地为刹帝利，而同乡则认为甘地已经成了贱民。
甘地继续说：“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对外，废除贱民制度是对内。对外坚持抵抗，对内自我完善，这是印度民族想要强大的必经之路。我们不能赶走了英国殖民者的压迫，自己却还在压迫自己人。这是不对的，也是极其愚昧的。”
“确实如此。”周赫煊赞同道。
来印度这么些天，甘地是周赫煊所接触过的最理智的印度人了。至少他的想法涉及到印度社会根本，那就是废除贱民制！
事实上，甘地在1932年以前还没想过废除贱民制，并且和贱民出身的未来“印度宪法之父”发生冲突。甘地不仅妥协了，而且被对方说服了，并公开要求英国殖民政府给予贱民地方选举权——从阴谋论角度来讲，甘地此举或许不是为贱民谋福利，而是通过解放贱民来转移殖民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注意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
不管如何，甘地是这样做的，他还把贱民称为“神之子”，把贱民从事的扫厕所职业定性为神圣仪式。在甘地死后，扫厕所依旧是“神圣的”，因为它被甘地赋予了神圣属性，但扫厕所的贱民仍然被歧视。
甘地还说服全国各地的寺庙向贱民开放，寺庙同意了，但贱民依旧无法进入。就像甘地让贱民有了做公务员的权力，但贱民依旧无法做公务员，强大的种姓制度渐渐变成潜规则——只有少数贱民中的佼佼者能够出头。
就在去年底，甘地发表了《印度建设纲领》，他号召绿教徒和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取消贱民制，提高妇女地位，逐步解决农村问题和教育问题。
可以说，甘地的这些设想，涉及到印度社会所有的根本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么印度必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
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继承了甘地的思想，并把甘地的《建设纲领》一点点付诸实践。这个过程必然遭受极大阻力，于是尼赫鲁选择对外扩张，依靠军事实力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其中就包括侵犯新中国领土，被开国先贤吊起来打。尼赫鲁由此威望大失，印度国内势力趁机反扑，导致印度的农村改革无疾而终，其他改革成果也纷纷倒退，他的继任者们就更没那个能力了。
于是，印度社会的各种问题，建国时是啥样，几十年后还是啥样。
经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让周赫煊对甘地的印象大为改变。此人确实是一位智者和勇士，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更像甘地的迷弟，两人都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理解，只不过现实逼着尼赫鲁采取了错误手段——居然想通过欺负新中国来巩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