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广元走下马车时，脸色铁青。这位在外人眼中素来知礼，被誉为徽商中一流人物的儒商，离开时都居然忘记了同汪春云告别了。
坐在马车内，透过车窗看着差点摔倒的胡广元，汪春云只是抽动了下嘴角。
虽说徽商之间义气深重，出门在外若是遇到了落难的同乡，都会伸手相助。
但是中央银行现在已经成了他们汪家安身立命的本业，基本是再讲同乡之谊，他们也不可能让胡广元挟持巨额资本入股，把他们辛苦创下的基业拱手相让的。
再说了，现在缺钱的是大明朝廷，不是中央银行。只要给他们一点发展的时间，控制着大明税收、海外贸易及水利建设的中央银行，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控制着整个大明经济的怪物。
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很多吗？如果父亲策划的金银比价调整方案实施成功，这全大明的白银起码也要贬值一半。大明中央银行，才确确实实的对得起大明中央四个字。
想要用这么点钱来换取别人手中下金蛋的鹅，那就别怪他过于苛刻了。汪春云摇了摇头，顺手拉上了车帘，敲了敲车厢壁，示意马车夫可以回去了。
也无怪乎胡广元感到愤怒了，他提出要获得51%的股权，汪春云却死活咬定只能给25%的股权，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
这已经不是在谈生意了，而是磨着刀准备宰杀肥猪呢。所谓的通家之好，所谓的同乡情谊，显然已经被汪氏抛诸脑后了。胡广元发觉，想要入股中央银行的通路似乎已经断绝了。
他刚刚走入京城的徽商会馆，坐在堂前喝茶叙话的几名商人中，便有眼尖的看到了他。
这些原本就心不在焉在聊天的商人们，顿时起身向他迎了过来，想要向他询问事情的进展。
对于这些各家商号派出的代表，虽然胡广元感觉自己今天已经精疲力竭了，但还是强自打起了精神，一五一十的向他们交代了，今天自己同汪春云相见的经过。
30出头的蔡茂生听后顿时气恼的说道：“这姓汪的上了京城几天，连乡里都不认了吗？25%的股权，他也说的出口。亏的我家老爷子还说他是个念情分的，这念的是什么情分。”
他身边的几名商人同样感到了义愤填膺，不过他们虽然抱怨连连，却始终保留着最后一分理智，并没有提出就此中断谈判返回江南去。
这些人所代表的商号，事实上便是典当铺。同汪逢元联合的那些典当铺不同，他们这些商号是徽商开设的典当行中，实力最为雄厚的。
所谓的典当行，在这个时代就相当于一个收取高额利息的银行。然而想要获得高额的回报，光靠高利息是不够的，还要保证能够收回本金才行。
所以一个资本不丰厚的典当行，肯定是赚不到大钱的。但是资本雄厚的典当行，想要把资金贷给信用良好的客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典当行收不回资金的风险就越少，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开设典当行的风险就越大，甚至有亏本的风险。
胡广元他们这二十七家典当行，正是位于大明经济最为发达的，扬州、苏州、松江、金陵、湖州、嘉兴、杭州等地。
这些地区商业发达，商人的资本也同样雄厚，而他们资金周转的时期又不长，非常适合于这些典当行出借贷款，是典当业最为优质的客户。
这二十七家典当行，几乎每一家都有几个信用良好的优质客户，能够为自家典当行提供稳定的收益。正因为如此，当汪逢元年初联络他们时，他们对于入股这个所谓的银行并不感冒。
一来是担心朝廷借银行的名义骗取他们的股本，二来是觉得汪逢元是想借成立银行的名义，把自家商号插进他们的地盘。
因此，位于这些大明最为富饶地区的典当行，都没有响应汪逢元的提议，反而私下结盟，准备共同抵制这个什么银行进入自家的地盘。
胡广元他们的想法并不能算错，这个时代商人乃是末业，而盐商和经营典当行的商人，更是商人中地位最低的一种。
虽然他们拥有的巨大的财富，但是在政治地位上却还不如一名自耕农。是以，江南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就多数会培养族人读书，或是资助一些有才华的寒门子弟，努力让自己的家族脱离单纯的商业家族。
不过也正因为商人的地位如此低下，所以朝廷对于商业一向很少进行干涉，而是试图让商人们自己管理自己。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便是经济发达如江南地区，商人内部也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社会。每一种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每一个地区的商人都有自己的同乡会。
这样的好处是，一旦官府想要让商人们出钱做一些公益事业，或是提高税收什么的，自然会有行会中的头面人物出头，为大家争取一些利益。
而出门在外的商人们，来到一个陌生地区经商时，也能得到同乡的照应，免得被当地的商人所欺负。
但是坏处就是，行会和同乡会牢牢的控制住了中小商人，一旦商业的份额被确定了下来，基本上其他人就会被排斥进入这一行业。
也就是说，商业竞争不仅仅是产品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利益分配。
像胡广元他们二十七家典当行，经过了艰苦的商业和人际关系的竞争之后，淘汰了其他地区商人和本地商人在这些江南大城中的典当业。
就如同当初别人阻扰他们进入一样，现在他们也能制定规则，不允许其他人进入自家典当行覆盖的区域内，同他们进行竞争。
胡广元他们设想的非常好，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典当行商人，几乎在银行刚刚成立，汪逢元就把目光瞄准了，扬州、苏州、松江、金陵、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江南名城。
同崇祯着眼于布局全国，把银行网点先在两京一十三省建立起来，从而构建起初步的金融网络，让大明的财富通过银行网络顺畅的流动起来不同。
汪逢元认为，首先应该让银行在最富饶的江南地区扎下根来，比起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金，在江苏、浙江、南直隶三地调动资金，成本最为低廉，时间最为短促，而回报也最为丰厚。
这三个地区大小城镇数百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超过了3座，大明一半以上的财富都蓄积在这一区域。只要控制住了这里，大明中央银行就能迅速的成为一株参天大树。
汪逢元原本以为自己要花上一番唇舌，才能说服银行中，户部和皇帝的代表。但是崇祯虽然对银行的规划有一些想法，不过却无意干涉银行内部的工作安排，他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无暇分心。
银行中的户部代表只关心，银行能不能及时的提供资金，好让户部名下的粮食系统正常运作起来。
至于代表皇帝的内臣，他们虽然是代表皇帝督促银行是否按照规划在发展，但是显然他们更为关心的，是银行能不能尽快盈利。
皇庄改制之后，宫内的进项就少了许多。虽说宫内名下的各个工坊盈利不错，但是那些盈利都被投入到了扩大生产中去了。也许过个几年，这些工坊都会成为下金蛋的母鸡，但是现在不过只是雏鸡罢了。
宫内的太监们无儿无女，如果没有得到外委的任务，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吃那点皇粮。宫内的进项多了，大家手头就宽裕些，进项少了，大家也不敢抱怨，毕竟现在的皇帝可不是个好惹的。
汪逢元提出先在江南布局的提议，那些内臣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能想着尽快让银行盈利，这实在是忠心任事的表现。至于把其他地方稍稍拖后一些，那也不代表他们违背了崇祯的意思。
缓建不等于不建么，条件成熟的地方先搞，不成熟的地方后搞。这不就是陛下所说的，要用唯物论去指导我们的工作么。
在一番运作之后，大明中央银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便大幅度的向江南地区倾斜了。
短短3个月，胡广元这些经营典当行的徽州商人便意识到，银行实在是他们的大敌啊。
他们这些典当行手中的优质客户，同样也是银行所要争取的优质客户。
而银行除了提供低廉的利息之外，还提供了一种信用担保的凭证，可以让这些商人们不使用现金，就能完成交易。
这不仅大大的减少了银行的储备金的要求，还为那些商人们降低了贸易成本和缩短了交易时间。
依托着朝廷的信用，银行很快就抢走了他们手中最有价值的客户，剩下的都是风险极大的对象。
虽然他们二十七家典当行联合起来的财力，足以压倒刚刚成立的大明中央银行。
甚至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让扩张过快的中央银行陷入挤兑的风潮中去，但是这种事情他们也只能想想而已。
宁波、绍兴的典当业是连徽商都挤不进去的圈子，这里的典当业牢牢的被本地商人所把持着。
当大明中央银行在这两地设立了网点之后，当地的商人准备要教训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外来者，让他们自动退出这一行业。
宁波几家典当行联合起来，连续几天向大明中央银行宁波支行抵押了12尊1公斤重的金佛，他们还洋洋自得的吹嘘，他们准备了300尊金佛，要让宁波支行自动关门为止。
然后在大家准备看热闹的时候，这些典当行背后的东家，迅速被官府派人请去谈话了。大家都不清楚他们谈了什么，不过这些东家出来之后，便主动向宁波支行存入了100万两银子，并公开表示，大明中央银行信用卓著，乃是值得信赖的银行。
事情的变化过于突然，这让想看好戏的商人们跌破了眼睛。不过这件事震慑了不满银行的众多典当行，让他们明白对付大明中央银行，用盘外招是不可行的。
胡广元等二十七家典当行不能坐视，自家的本业就这么被这个什么银行鲸吞蚕食。他们商议许久之后，决定依仗同为徽州同乡的条件，要让汪逢元分他们一杯羹汤。
上京之前，胡广元等人商议着，最好的条件就是拿到51%的股权，只要能拿到银行的主事权，再加上一些银子也无妨。
最低要求，也是换取45%的股权，虽然拿不到银行的主事权，但是先把脚踏进去，也未尝不是没有机会翻盘的。
以银行在江南地区的迅速发展，这笔生意并不会吃亏，谁让他们当初判断失误，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银行的筹建呢。
但是汪逢元给出的25%股权，完全把他们的设想都给打碎了。然而就此罢手，大家返回家中，今后江南的典当生意就等于要拱手让人了。
放弃了典当行生意，他们的家族和为他们家族服务的那些仆人们，今后又该以什么为生呢？站在庭院中的一干人等，心中都浮起了一层阴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