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杀明朝宣大总督卢象升；然后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还，往返扫荡数千里，于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回到辽东；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17]。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清军起先以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为首，后皇太极亲自赶来增援。明军经两年激战最终惨败，洪承畴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20]松锦决战后，明朝在山海关以东只剩下宁远一城。[17]
皇太极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多尔衮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21]。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22]。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23]。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拥立幼帝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时，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多尔衮便是另一个竞争者。
庄妃永福宫
庄妃永福宫
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都一起来到崇政殿，举行决定皇位归属的会议。最后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24]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25-26]至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25]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此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帝，多尔衮诛杀阿达礼、硕讬。[27]随后，又肃清了反对这种新格局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28]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29]多尔衮的权势也不断攀升，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向睿亲王多尔衮上报，书名也以多尔衮为先。[30]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25]
定鼎燕京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四月初四日，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并向清朝请兵援助。[31]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32]。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答应了吴三桂请兵的要求。[31]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29]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四月十
顺治元年摄政王发给明故军民的谕旨
顺治元年摄政王发给明故军民的谕旨
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