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人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说：“最好的特工是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的。他们不会留下档案，他们的行动基本来自口谕和私下安排。台湾、香港和大陆至今还有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的子女也可能继承了父辈的衣钵，继续潜伏。为了安全，他们的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众。”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者承认，无法断定胡宗南是不是共产党特工，我想这恐怕算是最为中肯的说法。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说是，当然也没有确切证据说不是。有很多人说曾经胡宗南的部队，就驻扎在离茅则冬只有200米到400米的地方，甚至能够听到胡宗南部队的马嘶。而在关键时刻，胡宗南突然命令撤军，并没有发动攻击。这种说法来自于不少人的回忆，是不是真的谁也不敢确定。
有人在博客中爆料说，一位资深的民国史研究员煞有介事地说：胡宗南是共产党！还说消息很可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料图书馆里，就有胡宗南参加共产党的档案。我想既然是所谓口述史料，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只能呵呵了。
当然网上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比如一个叫41332210的网友就说：“胡宗南要是真没给老茅压力，何以老茅急吼吼地严令在鲁西南打得顺风顺水的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为了救刘邓又严令当时实力最强、战绩最大的陈粟大军七月分兵，差点把两支主力全毁了。”
这位网友说的有没有道理，由于本书是分析抗战，不是分析国共内战，我就不受累一一分辨了。抱歉。不过我总觉得，凡事最好不要总是戴着阴谋论的眼镜。
胡宗南在投考黄埔军校之前，是一个小学教师。他当时在孝丰县立高等小学，担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1923年的时候，因为竞争校长失利以及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胡宗南离家出走，报考黄埔。当时因为家贫，还是同学的家长资助的。
网上有人就说，胡宗南是共产党的证据之一，就是胡宗南报考黄埔军校，介绍人就是茅则冬。这样说很显然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当时黄埔军校的招考，很多考生（尤其是北方考生）都要先在上海进行初试，考官就是茅则冬。这是组织安排，跟胡宗南和茅则冬个人没有关系。所以经过茅则冬介绍的考生，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压根就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两党合办黄埔军校的证据。
有趣的是，身高一米八的茅则冬，倒没有嫌弃胡宗南身材矮小。结果到了广州以后，还没有考试就被淘汰了。胡宗南只有一米六零，确实不像个当兵的料。结果胡宗南一阵的大闹，惊动了当时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才被特许参加考试。
1924年6月16日黄埔正式开学，胡结识了同乡江结時。11月（看看才学了多长时间）黄埔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也就是个班排长吧。从此，胡宗南开始了自己的军中传奇晋升路。
说到这个当教师，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人分析军统的一班人马，还有人分析黄埔军校的一帮学兵的时候，都曾经说国民党喜欢用当过教师的人。其实这是对民国当时情况的一种误解才产生的。
我在前面就说过，民国的时候，学生的就业形势比现在还差。辛辛苦苦的学了很多知识，除了当教师别的工作都不是那么好找的。当时黄埔军校为什么当过教师的人多，说穿了一点也不稀奇，因为黄埔入学考试相当严，而且还是全国统考（全国各地来的考生一起考），学习成绩不行肯定是过不了关的。
所以就像张国涛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钱，他在报考黄埔军校之前，就在山西的乡下农村当教师，跟胡宗南是一样的。至于军统的干部，也是教师居多，原因其实跟黄埔是一回事。因为军统的人员来源，大多是各个警校的学员以及各种训练班的学员，同样也是需要考试入学的。
所以说到底，民国残酷的就业形势，生生把很多知识青年逼到了革命的道路上。当然，这些知识青年本身对于革命的向往，怀揣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才是根本原因。不能因为国民党最后败了，我们就看不见这些人起初也是一群热血青年。
其实我个人觉得，胡宗南在陕北打得不好，只能说明两件事：一是老茅的军事战略太厉害了，这里边当然也包括像熊向晖这些共谍的使用。但间谍总归不是关键，关键还是战略思想太厉害了，国民党被紧紧抓住了软肋所以就显得处处漏风。二是胡宗南自己，确实是一个军事庸才。也许他做低级军官还可以，但担任这样一个方面大员，只能是呵呵了。
在监察委员李梦彪弹劾胡宗南一文中，就可以看出胡在这方面的不足：“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弃西安而去。使其放弃之动因，果受优越之匪势所压迫，而作有计划之退，犹可言也。乃为匪谍李茂堂所中，嘘声恐吓，不曰匪军六十万渡河而西，即曰三十万人已抵泾河北岸。胡宗南不察虚实，遽（突然）作走计。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请其勿信谣言，轻弃重地，陜西之人非尽聋瞽（瞎），如此匪势，岂无闻见，坚不采纳。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机离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匪方政工人员始至。匪兵到者不满千人，直至六月初旬，徐向钱一股窜入，匪焰始张。然使胡宗南当时识破匪情，立行反攻，犹可扑灭，或联合青宁陇东各军，同心协力，比肩作战，亦足以遏止凶锋。乃胡宗南虽应青宁军团之约，共取关中，迨（等到）青宁军锋已抵咸阳城下，连电催促，胡部行至盩鄠一带，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骑兵，丧身于渭河者，达一团之众，此军既败，而关中区域，遂全部沦陷矣。兰州围急，马步芳部队浴血苦战，日夕呼援，迄（从头到尾）不一应，兰州既陷，宁青继之。是西北之丧失，虽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实负最大之责任。政府不加罪责，复畀（委托）以川陜边区，使胡宗南感激奋发，于此时重新布置，南倚巴山，北据秦岭，扼兹（此）山岳地带，尚可以作巴蜀之屏藩。但匪兵之进扰乃在陜南，既不为长久固守之策，又不为从容撤退之谋，一闻匪至，又弃陜南而去。据目睹者言，仓皇凌乱之情形，其非预有计划可知。
“陜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军事任务，且以最后反供基地之西昌畀之。拨军机二十架归其控制，责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复杂，然胡宗南月向四川索三十五万人军粮，则其势尚不为弱，使胡宗南善于应用，早为布置，何至一败涂地。乃当将士舍命疆场，前仆后继，军情正万分紧急之际，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飞往三亚。主帅既去，各军因之解体，或死敌，或溃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击，十余年所养之大军，一朝俱尽。胡部覆没，川军继之崩溃，供匪于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为矣。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安排），尤为乖方（胡闹）。师长田中田不甘随赵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转战千里，由川东而至松潘，伤亡虽仅存数百人，而反供意志益坚，战斗益力。其后会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庆林、任显峰、张天霞等团总，约三千余人，率之进攻，于三月五日收复康定、泸定，并进驻二郎山等处，以为恢复天全、雅安之计。中央曾有电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时，置田中田于不理，又不以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之陶庆林升师长，而以最弱之张天霞充任，以致陶庆林将兵撤退，匪趁虚而入康定，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复陷于匪。
“又川康一带反供志士纷起游击，以子弹缺乏，向胡宗南请求补助，胡宗南不予立时延见，即见亦不三四言（说不了三两句话），便向其要计划，以为准驳。虽以富有号召力量之羊仁安，亦仅给枪十枝，其它可知。迨其去时，始下手令，发给枪枝，皆不及具领，为匪所得。游击队首领唐式遵、羊仁安诸人，以缺乏武器，兵败身歼，而政府所希望最后一线之大陆，至是丧失无余，其贻误军国之罪，岂属寻常？或谓胡宗南派别观念最深，凡非己之嫡派，皆在不信任之列，何况地方人民所组织之游击队，又心所不喜，纵能力战，不为补充。其调遣部队，任意分化，致使军师旅长，无法直接指挥。又谓其总部多有共区分子渗入，固胡宗南飞三亚后，盛文坐镇成都，乃其司令部竟有开会商议集体投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