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日军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战略目标：占领上海，毫无疑问是日军胜了。但根据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标准，那就有可供国民党讳败为胜的操作空间。因为我可以不提我当初的战略目标是守住上海，我可以说我的战略目标就是扭转敌人的进攻方向。
你看我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没有？我是不是把日军大量吸引到上海来了？是不是日军现在的主攻方向成了从东向西顺着长江慢慢爬坡？所以后来民国的主流结论就是：淞沪会战我们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我们在战略上是胜利了。因为我们成功的扭转了敌人的进攻方向，如果不是这样，倘若敌人由北向南打过来，中国早就灭亡了。
这种对战争讳败为胜的做法，大约从宋朝开始，就成为中国人很惯常的做法，倒不是国民党自己的发明。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是在抗战进行当中，这样说我完全赞成。因为打仗就是一股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但如果到了抗战以后，甚至是到了半个世纪都早已过去的现在，还要这么说，我则坚决反对。
就好像我反对败军还要言勇这样的无聊说法，我更加反对在事后为了面子、为了掩饰错误来生生造出一个所谓的战略。因为这样完全就把历史抹得混乱了，后代根本搞不清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这几年对于淞沪会战的评价，可以说无非就是在两个问题上打转转：一是强调我们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牺牲；二就是这个所谓的战略胜利，敌人固然表面上是赢了，但我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我们在战略上赢了。
翻开汗牛充栋关于抗战的书，说到淞沪会战无非就是我们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将军。大家想一想国府在撤离上海的时候发布的告同胞书，是不是就是这种腔调。不是说国军将士不英勇，更不是说这种英勇没有价值。而是这种腔调无非暗含着一种思想，就是我们实际上胜了。这种说法鲁迅先生早有指出，名字应该叫做“精神胜利法”，代表人物叫阿Q。
网上有一位叫魏山山的网友，他对此说了一段话我觉得一针见血：“有人无视战争的本质特点，试图用一些表面的东西来取代战争的本质。我想说，战争不相信流血，战争只相信胜负；伤亡多少并不是衡量战争荣辱与胜败的标准，力量消长才是评价战争的根本真谛。《一寸山河一寸血》试图让人忘记这一常识，转而相信鲜血喷涌就是一场战争的价值所在。不过很抱歉，我觉得这种鲜血四溅的场面固然很适合于被暴力电影教坏了的当代电影观众，但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战争的真理。”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台湾拍的抗战系列纪实片，代表国民党对于淞沪会战的官方观点。实际上很明显国民党是以“情”代替了“理”，用惨重的牺牲来掩盖战略上的失误。
有趣的是，现在我们的很多跟抗战有关的书或者文章，也纷纷都是这种观点。实际上这些年对于抗战当中国民党的功过评价，差不多转了个一百八十度。
因为改开之前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国民党消极抗战，这种稍微有些偏颇的片面评价现在得到了反面的效果。很多人现在不相信国民党真的是消极抗战（因为很明显，消极怎么还会伤亡300多万），当然同时也不认同国民党在抗战中犯下过巨大失误。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当你不愿意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的话，只要人们见识得多了，他反而只相信你所说的一切话的反话。
这就是一个悲剧了。因为你现在想要公正评价抗战，公正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大家都不信了。
实际上说国民党抗战不积极，确实不是全部事实。但说国民党一心抗战，也不曾犯过太大的失误，只不过中日两军实力相差太过悬殊，所以抗战损失才会特别大。这样说也不符合事实，不是真实的历史。
公道地说，国民党在抗战前，最大的错误就是对日持不抵抗政策。这种政策当然最大的责任人是江结時，您想想江结時执行这种政策有多么坚决，以至于罗斯福认定江是一个钦日派。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江结時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钦日派，实际上他一直在暗暗备战。但国民党有没有失误呢？有，而且很大。就是以剿共为一切事情的核心，所有的战备都被这个中心任务给耽误了。
就拿我们前面说的苏州以南的国防线建设来说，为什么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是部队惊慌失措，二是这些工事本身确实有许多的质量问题。
这些质量问题有的是因为贪腐，有的是因为组织者不得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的金钱、大量的材料、大量的人力，都被用于在江西和福建苏区的周围去修建大量的碉堡。
读过本书开头部分的读者想必还记得，第五次围剿这些围绕着苏区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红军被迫长征的第一直接原因，就是对付不了国军这种层层筑垒推进的碉堡战术。
对付红军这些碉堡固然是很成功的，但难免就耽误了南京东面这道国防线的建设。现在已经找不到国府当时修建这几条国防工事的详细资料，但从吴福线和锡澄线两条防线的长度（乍平嘉线则较短）来看，有几百个碉堡和暗堡是一定的。我在网上查看过大量照片，这些钢筋混凝土工事说是豆腐渣工程有点过了。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还能够看出来，最起码比现在质量差的房地产工程要强得多。
但不管怎么说，总投资估计赶不上国民党在江西、福建修筑的大量碉堡群，因为长度和总数都大大超过了这几条国防线。国民党在第一次围剿失败之后，由何应钦代替原来的鲁涤平（江西省主席）来主持对红军的围剿。鲁涤平是第一个采用“建碉守卡”的办法来对付红军的将领，他手下有一个师长叫金汉鼎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说穿了就是一是兵力不足，二是以防守代替进攻，这样层层封锁压缩苏区面积。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以守代攻。
但江结時对这种战术呲之以鼻，他认为这是地方实力派剿共不愿意出力的体现。等到何应钦代替鲁涤平之后，国军有一个将领叫戴岳的又向何应钦提出了这个建议。戴岳的建议书受到何应钦的高度重视（这起码说明何应钦在军事上还是要强于委座），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提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从江西赣江向东延伸至福建建宁，修建了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型阵地带。这是国民党最初大修碉堡的开始阶段。
但红军按茅则冬的军事思想来打仗，用“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方针，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这一失败被江结時认为是碉堡战术的失败，所以到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围剿，国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不再依托堡垒而是进行运动战，但失败得很惨。在第四次“围剿”中，以陈诚的嫡系组成的第一纵队第11、第52、第59三个师几乎被全歼。这促使一些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对“剿共”策略进行反思和总结。
在当时有一场宜黄县黄陂蛟湖战斗，第52师参谋长柳际明面对红军潮水般的攻击，在整个部队陷入各自为战的状况下，指挥该师辎重营，依托村庄构筑工事，奇迹般地得以逃脱。柳际明本为黄埔军校工兵科教官，善筑工事，由此国军第三次提出实施碉堡战略的建议。第18军副军长罗卓英也意识到工事的重要性，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
陈诚总结各将领的建议，将碉堡战略的好处归纳为五点：1.主动在我，攻守可以自由；2.后方可以确保，民众可安然来归；3.供军难以向共区之外获得物资；4.我可省却防御兵力；5.供军之狼奔豕突之惯技（指红军的大范围运动战）无法得逞。在此基础上，陈诚进而提出“碉成民安”口号。也就是说，国军再一次意识到要用碉堡来对付红军的运动战。
在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有两场战斗对国军启发很大。1933年3月21日，红一方面军在宜黄东陂草台岗歼敌第11师大部和第9师一部。红军主力七万余人顾不上打扫战场，迅速向北进发，以林标为总指挥，展开攻取乐安县城的战斗。乐安守军为敌第43师的孔令恂旅共5，000余人。这个43师是个杂牌军，战斗力较差，被作为后方守备部队，此时刚划归陈诚纵队指挥。国军虽然在附近的崇仁地区集结了7个师的兵力，但慑于红军的打援战术，不敢迅速赶来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