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月28日，也就是平津即将沦陷的前夜，资源委员会就组织军政各大相关部门研究，当天达成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迁移上海的工矿企业。会后派了一个委员林继庸去上海，同上海的各大企业尤其是几个同业公会协商工厂西迁的问题。
林继庸到上海后，碰到的局面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素来支持抗战、尤其是在第一次一二八淞沪抗战時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企业家热烈支持。这其中我们现在还能熟悉的名字，就有胡厥文（建国以后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新民机器厂的老板。
也有相当多的厂商存在犹豫和观望。关键就是很多人对国民政府缺乏信任，而且不少人都以为这仗打不了多久。上一次淞沪抗战，很多工厂也就停了几天工。这些年中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确实也使大家对抗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加上上海有租界，紧急时刻依靠租界庇护，也是很多厂商的退路。
当时的开明书店负责人夏丐尊的一番话就颇有代表性：“中国自从押片战争以来，没有认真跟第国主义打过一次仗，目前这个坏政府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
说实话，当时的国民政府威信很低，大家普遍不信任。中国的工业布局极不平衡，在上海有中国最完善的基础设施。到了西部什么都缺，厂主有畏难情绪也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国府开始也没有想强制搬迁，资源委员会派出林继庸，初衷就是劝迁而不是强拆。林继庸看到这个情况后，就提出政府是不是适当进行补助，以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这样，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出《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的报告，请求政府补助迁移费56万元，另外无偿划拨建厂的土地（当时说的是房地，说明有些工厂直接给厂房）500多亩，代商银行贷款329万元。还有奖励金每年25万，连发十年。
行政院批准这个补助计划之后，原本犹豫的很多企业也纷纷加入西迁，一下子这笔补助就远远不够了。加上8月13日日本舰队轰击上海，也使得很多人开始害怕了，也是愿意内迁厂商增多的一个原因。所以资源委员会9月18日又请求行政院增发补助金52.6万元，增加低息贷款195万元。
不管怎么说，对于战争这个不可抗力的事件，国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能不说是很民主的。尽管上海的很多资本，不愿意去贫瘠的西部，国府也没有动用任何强制措施。当然国府也没有在上海毁掉任何企业，这不能不遗憾地说，我们还是过分仁慈了。实际上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功能只是有一点削弱而基本犹存，事后成为日本在华的重要经济支撑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经过黄金十年的发展，上海当时已经有大小工厂5418家。这其中符合当时工厂法规定标准的有1235家，也就是说上了一定规模的都有这么多了。当时资源委员会经过核准应该迁移的是224家，这个核准标准主要是指能不能供应军需、支持国防。但最后实际迁出的，只有148家。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监委会）成立，这是国府资源委员会指导上海工业内迁的机构。8月12日也就是沪战爆发一天前，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迁委会）成立，这个机构是那些自愿内迁的厂商组成，标志着上海工业西迁的正式开始。
这次西迁，明令的目的地就是武昌，说明国府对于抗战的长期性、残酷性缺乏思想准备。虽然陈诚等人很担心日军冲到武汉，堵住中国的西退之路。但这个迁移命令说明，江结時不认为日军能占领武汉。可能在他心目中，南京也不是不可能保住的。老江虽然从31年之后，多次说过中国要退到四川进行长期抗战。但从他一系列的布置来看，那不过是实在无奈之下才会走的最后一步。在他内心深处，很明显不相信会走到这一步。
这时候就看出一边打仗一边搬家的困难。民国的交通条件本来就落后，现在天上有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长江上有敌人的军舰往来穿梭。能够动用的交通工具总共是299艘木船，还有少量的小轮船。从8月12日开始，到11月12日上海落入敌手结束，总共三个月时间。最后确认搬到武汉的，是机器物资总共12，400吨，还有2，100多名工人。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万多吨的东西简直不值一提，来两艘万吨轮就绰绰有余。可是在打仗的时候你试试，更不用说步行从中国东部一直走到西部的难民。我看过一部美国人拍的纪录片，没有什么路，就那样在荒山野岭中人潮就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大家借助一切的交通工具，或者就是两条腿。日本飞机炸倒一大片，爬起来的人们继续走。
这就是中国人，像小强一样顽强活命的中国人。
实际上这种搬家法非常不经济。据说在长江下游一带，两岸抛弃的设备物资就达到40多万吨。这其中除了像无锡、常州这些跑的比较仓促的城市而外，我相信也有不少是从上海来的。像山东的济南跟青岛，大多数都来不及搬家就陷落了。
不过青岛很解气。七七事变一爆发，当时的市长沈鸿烈就公开宣称，现在华北和上海已经开战，税警总团已经决意死守此地，誓与青岛共存亡。一旦本市发生战事，本市长绝对不能保证贵国侨民之安全。
当时青岛有好几万日侨，青岛的日资企业非常多。但驻青岛的日军因为兵力不足，打起来肯定没好果子吃，怎么能护住这么多侨民。没办法在沈鸿烈威胁下，只好命令全体日侨，在8月30日前下旗回国。
有意思的是，后来沈鸿烈守不住青岛，撤退的时候下令焚毁一切日企和日本人的房屋。很多日侨一辈子的积蓄化为乌有，后来听说有不少捶胸号哭者。
辛辛苦苦搬到武汉以后，由于国府组织不得力，再加上武汉当地非常不配合，大部分工厂都没能尽快复工。在迁汉的148家企业中，复工的只有二十多家，且多为小企业。实际上有的企业在等待四五个月之后感觉希望渺茫，自己自行迁往四川去了。
到了年底，武汉估计也不能守，资源委员会的工矿调整处（负责整个内迁工作的正式机构，成立于37年9月）就开始动员武汉的企业也向西转移。
武汉当时的工业，比起上海要落后太多。而且武汉工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纺纱厂特别多。这个时候正是打仗的时候，棉纱一日三涨，正是纱厂赚钱的好时候。所以正在开足马力生产，如何肯走？国府38年元旦前后开会动员纱厂搬迁，一直磨到6月份，绝大多数纱厂都不愿意动。
到了38年的6月29日，敌军已逼近马当防线。国府对于武汉工厂的怀柔政策终于执行不下去了，7月间下令拆迁武汉所有对后方的军工、民生有用的工厂，这两大标准一出，哪个企业不符合？不符合还卖什么产品？这一次国府明显吸取了上海的教训，决心不留任何工业资敌。武汉拆迁的首要对象就是纺织印染厂，其他工厂只要达到五千元以上的，包括一切有用的物资设备，统统拆走。来不及拆走的，一律炸毁。这个时候已经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战略，武汉就是第一个试验品。
在38年9月底武汉失守前，除上海迁来的148家之外，武汉一共迁出168家民营工厂。这一次武汉的拆迁，组织得明显强于上海。不光是准备充分，而且政策也从劝迁调整为强拆，这一改变充分说明国民政府同样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所以武汉的工业没有给日军留下一点底子，这对于一步一步削弱日军的作战能力当然具有极大的意义。
整个这一次工矿内迁，开始于1937年的8月12日，结束于1940年底。民营工矿迁到西部的总共是639家，这其中由国府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协助搬迁的是448家，自行迁厂的是闽浙两省的191家企业。
而国营工矿尤其是兵工厂，隶属于国府兵工署的迁了14家，隶属于资源委员会的迁了18家。兵工厂当中，先后内迁的就有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济南和广东兵工厂以及中央修械厂。还有几个较高技术的军工企业，比如军用光学器材厂、广东防毒面具厂、中央杭州和南京两个飞机制造厂。
到了40年6月，内迁的18家兵工厂成为中国军事工业的主体，生产能力已经从整体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国军作战中消耗比较大的机关枪弹、迫击炮旦和手留弹，分别增长了677%、867%和165%。大后方的军工厂，40年已经能充分满足国军需要的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留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