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你不能光是人躲到西边去，一是这些人要吃要喝还要工作，二是部队要继续打仗，打仗就得有后勤补给。你不把这些东西运过去，西部穷得一塌糊涂，怎么持久抗战？
说得通俗一点，当时整体上来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但是中国东西部极不平衡，东部有点接近工业国、西部更接近农业国。如果整个国家被逼到了西部，那就等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农业国，更加难以抗衡日本这个工业国。所以把东部的人员物资全部搬到西部，就是人为的把西半部发展为更接近工业国。
这种举国大迁徙杨才声认为是持久抗战的必需，但他不同意要大搬家就一定要在上海打一仗，才能掩护这种搬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打仗的时候运输肯定是最繁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要搬家，这不是加剧交通紧张吗？到时候肯定是仗也打不好、家也搬不好。
前段时间中央一直在向华北调兵，可以说现在双方在华北决战的架势已成。现在日军差不多已经在华北堆了将近二十万兵，中国军队已经超过三十万还在继续征调，很快就将接近四十万，达到五十万也不是难事。
对此杨才声总的意见是不赞成。这种不赞成不仅仅是出于前段时间打得不好，也不仅仅是出于对敌人飞机轰炸的担忧，更不仅仅是出于对敌人大量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占据明显优势的担忧。杨才声是在根本上就反对一切决战。
什么是决战？决战就是打牌的梭嗨。双方把能打的牌一举摆在桌面上，谁输谁赢就是这一锤子买卖了。说穿了谁喜欢决战？应该是日本人，而不是我们。理由很简单，敌强我弱。日本人为什么叫唤要三个月灭亡中国？说穿了他就必须有决战这个条件。只有决战，日本人才能实现速战速决，这是强者必然会采取的战略。
所以说我们打决战，恰恰就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怀。只要我们拖着不跟他决战，我们就能保存自己的力量。直到把他拖疲、拖垮的时候，那时候才是我们跟他决战的时机。日本的长处是硬，也就是强。但他的短处是小，也就是他没有长期作战的资源。所以拖的时间越长，对我们就越有利。
当然这个拖也不能躲着敌人，任他占领我们的所有要点，那样我们的战争能力就会一步一步被削弱。正确的应对方法应该是运动战，而且应当是大范围的运动战。去年共产党的茅则冬在答美国记者斯诺的访谈中，提出的这一思路杨才声一直在思考，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这种运动战要想打得好，关键就是要把握两点：第一就是不在小地方与敌纠缠。比如上海，就有点小。大部分地方都处在日本海军的舰炮射程覆盖之下，或者最起码处在日本海军航母飞机的航程之内。因为这种小，部队就必须在敌人狂轰滥炸之下作战，这简直就是放大敌人的长处和我们的短处。
第二就是不能盲目照搬德军的经验，不能跟敌人争夺一时一地的得失。关键是敌人的炮火以及飞机优势太大，我们跟敌人顶牛的后果跟上一条是一样的，正好让敌人发挥他的优势。对于弱者来说，正确的选择就是基本不在确定地点打仗，而是抽冷子咬他一口，再瞅机会又是一口，这就是大范围运动战的打法。说实话共产党红军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就值得国军学习，人家总是能通过运动把部队集中在最合适的地形上突然给你一下，然后又远遁而去。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部队有没有运动战的能力。说句实话，要想让国军能像红军那样进行运动，杨才声觉得恐怕有最少一半部队做不到。而要想像红军在长征中的有些时候那样运动，比如一军团一昼夜走240里还要打两仗，杨才声估计可能最多能有三分之一甚至还要更少的部队才能做到，比如几个德械师。
但这没关系。部队的训练水平要提高，当然得有一个过程。最起码杨才声观察29军的部队，训练水平大概在整个国军中能达到中等偏上的程度。也就是说如果国军只有三分之一的部队能接近（达到恐怕很难）红军的运动能力，那么像29军这样的部队基本能够做到。
这个打日军的话，应该可以了。实际上杨才声翻阅长城抗战的战例，感觉日军的运动能力实际上不是很高。他们如果携带全部重火力的话，运动能力还不如国军，甚至给人笨重迟缓的感觉。长城抗战的时候，29军守关口和山头，由于日军火力太强，所以伤亡惨重。但宋哲元改变思路，组织部队大刀夜袭，利用轻装部队（主要就是大刀加驳壳枪）长距离夜间奔袭，日军就非常不适应。这种进攻性防御而不是一味死守，就打得日军丢盔卸甲。一个喜峰口战斗，光坦克缴了11辆、装甲车缴了6辆、步枪缴了6000多支，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也就是说最少消灭日军几千甚至将近一万人。日本报纸直接哀叹：明治大帝建军以来皇军“60年来未有之侮辱”。
这就是说，我军由于敌强我弱，必然是以防守为主。但防守可以分为死守和弹性防御两种，杨才声跟蒋百里等人一样，反对死守而主张弹性防御。怎么样做好这个弹性防御呢？一种是节节抵抗，一种是运动战。蒋白里主张前者，而杨才声主张后者。
为什么杨才声反对节节抵抗呢？还是前面说的问题，杨才声反对把部队集中在狭小地域内进行死守。他觉得节节抵抗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打起来极易形成另一种形式的死守。因为很简单，你每一节都守不住的话，算什么节节抵抗？
如果要是从军事专业领域来说，就是杨才声反对传统的“战线”就是战列线思想。因为有了战线，就要区别前方后方、区别左翼右翼，这样势必会形成一字长蛇阵式的防守态势。这种一字长蛇阵式的防守就是蒋百里《国防论》反复批驳的防守战术，也是蒋百里抱怨委座就是听不进去的防守方法。
这种防守战术是江结時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最熟悉的战术，也是江结時最赞赏的战术。杨才声认为这种战术并不是不好，而是不符合国军的实际。因为国军的每一个战术单位都无法跟日军相比，所以这样搞的结果就是把长蛇阵搞得越来越长，同日军形成了延翼比赛（形象的说就是你在左翼增加一个单位、我就在右翼增加两个甚至三个单位）。但日军的每一个单位都很强，所以人家就很容易突破你的某一点，这样整条线就很容易陷入崩溃。然后再紧急运动，形成新的一字长蛇阵。
杨才声觉得与其这样搞，还不如我不理睬你，也没有什么战线，不和你搞延翼比赛。而是通过运动不断的在局部形成兵力的优势，这样你的一个单位再强，我不信我三个单位、五个单位，甚至十个单位我砸不垮你？这套办法说穿了也不是杨才声的发明，他翻看了大量剿匪的战例，发现红军这一套最适于国军来对付日军。因为现在形势反转，国军从强势一方，变回了弱势一方。
说句实话，蒋百里提倡的节节抵抗，就是在江结時的战列线军事思想指导下诞生出来的。这种战列线军事思想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所以江结時自然会产生“以空间换时间”的想法。就好像钱塘潮一样一条线的海潮来袭，我们就一条线的节节抵抗逐步西退。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根本不是这样打得，他们逆海潮而上，又翻卷回去。这个时候你要是观察中国地图，就会发现不完全是一条线了，而是犬牙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杨才声还不是这么完整的思路，毕竟杨才声受的也是西方式的军事教育，他的思路在本质上和蒋百里、江结時是一样的。不过他受到红军打法的启发，初步对这种战列线思想产生了疑问。
除了反对过早地进行决战之外，杨才声更加反对把决战地点固定在上海。原因早就说过，我方炮火本来就弱，现在暴露在舰炮和航母的双重火力打击之下，怎么打仗？
实际上蒋百里的计划很明显是委座思想的产物。杨才声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委座就英美能不能支持中国的抗战这个问题，可以说急躁之情溢于言表。但杨才声有切身感受，英美现在不可能顾及到中国抗不抗日这样的小问题。
是的，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亡不亡国的问题，可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远远比不上希特勒德国的咄咄逼人来的更为紧迫。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棒球决赛，甚至好莱坞出了一个什么新片，也比中国就要让日本占了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