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是1937年12月26日由张雪良亲自陪同送回南京的（先一天到洛阳）。对于张雪良，先是交军事法庭审判，判了10年有期徒刑。然后老江发布了特赦令，特赦了张雪良。但这个特赦令最后又缀了一句话：交军委会委员长严加管束。并不是特赦了，把你放了，你走吧。
委员长谁啊？当然是江结時。就这样，张雪良幸运的躲过了10年刑期。却不幸的落入江结時的手里，没有刑期。
这个时候江结時扣住张雪良不放，只有一个原因：他要破坏西北所谓“三位一体”的半独立局面。
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就是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结成联盟，共同反江。
现在老江既然答应抗日了，那反江可以不提。但四十万中央军压过来，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屈服，等于是把三方又压到了一起，还是一体。
一开始共产党不想打，因为既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已经达成，有什么必要再打？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一样，东北军要求救回张雪良；十七路军杨虎成也面临着老江的报复危险。这两家吵吵要打的人很多，共产党不参加就等于不仗义。
实际上西安事变曾经有那么一瞬间，可以争取比较好的结局。那就是大概在春节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南京已经答应把张雪良放回来安抚一下东北军。但是东北军少壮派急不可耐的杀了王一哲，导致形势一下子不可逆转的恶化。
为什么共产党说西安事变的失败有一个原因就是托派分子的阴谋破坏，这可真不是瞎说。这个托派分子说的就是张慕陶，算是陕西人中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大托派陈独修的追随者。
实际上现在发现的史料证明，这个张慕陶是很冤枉的。他确实是主张托派那一套，反对跟江结時合作，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参加陈独修的组织活动。
大家总是听说什么托派，也听说过这个托就是指托洛茨基，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什么托派到底是主张些啥。为什么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坚决反对托派？
其实托派主张很简单明确，就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跟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绝不妥协，更不可能联合。换句话说，国共合作就是托派坚决反对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刺激了陈独修，但他是从极左的方向解读了这种经验教训，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托派。说实话，托派的很多主张，跟那些极左派都是相通的。后来问革时期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很多口号，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托派的信徒。
为什么国民党也好，东北军也好，都不信共产党的说法。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在外人看来，托派不就是共产党嘛。就拿陈独修来说，当共产党的时候，要坐国民党的牢；当托派的时候，照样要坐国民党的牢。国民党为什么抓他，罪名还是共产党。
我举一个人做例子：郑超麟老先生。他作为陈独修的追随者，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八十多岁。我曾经算了算，这一辈子大概最少坐了四五十年的牢。坐完国民党的再坐共产党的，国民党抓他因为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抓他因为他是托派。幸亏他老人家长寿，所以才能够在晚年写回忆录，让我们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群悲惨的人。
托派破坏西安事变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反对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张慕陶一展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靠一张嘴把“三位一体”给说垮了。当然他之所以能得逞，说到底还是东北军跟十七路军的军阀性质、军阀心态。但是这种说法东北军也好，国民党也好，统统呲之以鼻。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明白，这什么托派，不就是共产党嘛。
因为王一哲的威信比张雪良托付的于雪中高得多（这一点说明张雪良确实也没有深思熟虑），而且这些少壮派又属于跟共产党走得特别近（实际上是跟托派打得火热）的左派，所以东北军元老派马上跟共产党翻脸了，转向江结時。
而十七路军也扛不住江结時娴熟的对付各路军阀的散手，杨虎成的大部分部队都投向了老江，被三下五除二的就拆散了这种三位一体。
实际上共产党最忧虑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江结時能不能履行自己在枪口之下所作出的承诺。为什么我要说的这么难听？事实上老江当时答应的再好，他一旦回到南京就马上翻脸，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政治家谁会把承诺当个屁？
这个时候首先就发生了一件让共产党担心的事。江结時一回南京就通过报纸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说我被囚期间没有承诺过任何事情、达成过任何妥协。共产党没办法，只好公布了江结時的几项保证，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还被共产国际加以训斥的由来。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加引起共产党忧虑的事件，就是春节后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在这次会上国民党通过了“根绝赤祸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用江结時的话来说，就是决心要把“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
这个决议案一出，在共产党一方当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岂不是完全推翻了西安事变中江所作出的全部承诺？
但中央不少领导分析后，认为三中全会决议案应该不是江结時自身的全部想法，而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分歧的反映。
周恩莱告诉杨星辰，国民党自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具备绝对威信。可以说几大派别之间，一直斗得死去活来。
现在西安事变的成果明摆着，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四个字：联共抗日。要不要抗日，国民党内分歧不大。反对抗日、主张对日妥协的主要就是所谓的新政学系，代表人物就是黄郛和王克敏。这一派不但反对联共，而且根本上就反对抗日。这一派是江结時不抵抗政策的策划者和支持者，但这一派在国民党中是势单力孤，拥护者越来越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日本第国主义步步紧逼，逼得中国对日本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要不要联共？国民党内支持的很多，反对的也不少，但目前总的趋势是支持者越来越多。像冯玉想、宋庆零、孙科、陈成还有陈立府兄弟，都是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至于支持抗日而反对联共的人也有，但也越来越少。毕竟有理智的人，都明白这不可能。
周恩莱最后说，所以中央现在认为对这个决议案也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毕竟江结時对党内的反对势力有所让步，也是老江一直以来在政治上的一个特点。
但是，周恩莱的话锋一转，通过西安和杭州的多次谈判，我发现实际上这个决议案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江对党内反对派的妥协。因为我们从一些特殊的渠道了解到江结時对共产党的态度，就是一句话：“编共而不容共”。具体的说，江结時的态度分为三个方面：经济上一切好说（“宽纵其经济”）；政治亦可从宽，意思就是政治也比较好说；但“严限其军额”，意思就是唯独军队改编要从严。
实际上刚开始我提出的改编额是四个军十二个师，但江结時开始只答应两个师八个团。后来老江多次变卦，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总的来讲江的态度跟军事形势有很大关系，国民党形势优的时候就压低额度，形势劣的时候就提高额度。
开始为了分化三位一体，江的态度就比较好。后来三位一体塌台，他马上就翻脸了。开始西路军危险的时候，他的条件极其恶劣。一直到我们在甘北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一个整旅之后，他的条件马上就放宽了。说穿了当我们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江的态度就是赶尽杀绝；当发现我们有反抗之力的时候，江的态度就松动了。
这一次去谈判，主要是解决五个问题：一是江结時同意我们改编成三个师，但在这三个师之上不准我们设总指挥部，只允许设一个政治机关，而且人员还得他们同意。而且很明显他们希望这个机关只有文人没有军人，这怎么行呢？二是江结時要派参谋长还有所谓的高级参谋插入红军部队，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很明显派来的都是最坚决的反供分子。三是江结時要派丁维纷来陕北当边区的领导人，丁维纷就是有名的反供分子，我们如何能接受？第四是两党合作宣言应该尽快发表，但在这方面国民党非常不合作。首先就是他们不准提国共合作，意思就是咱们不配跟他们合作。宣言我们做了大幅度修改，国民党还是不能通过，迟迟不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