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经数百年征伐至三家分晋时天下终于进入了战国时期，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自从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为其余四家瓜分后，智氏一家独大，韩氏最弱。智氏及其家主智襄子为政时，智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韩氏忍其辱。智伯视此索地于韩，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由是三家围晋阳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司马温公所记如此。战国之时各方势力皆有定策，然后说客之言方可入。韩、魏二氏皆不欲与智氏土地，然两害相权取其轻，与之。及至赵氏将亡，祸将及身时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赵氏说客之言方入。即便如此，二氏尚不出头。迫使赵氏先行决水灌智伯军，待智伯军救水而乱时方叛；若赵氏事败，韩、魏二氏则将趁机与智伯一起共分赵地。这便是战国常态。
因韩、魏的叛变，智氏就被赵、韩、魏灭掉了。这是传统的说法，本书采用的也是这种说法。但是本书不认为韩、魏是主角，传统议论《资治通鉴》中这则材料的重点在：“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本书认为这则材料的重点在：“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襄子将卒犯其前”。
经过前面材料的阅读，我们知道韩氏、魏氏希望智氏衰弱的时间绝不是在晋阳城被淹没时才产生的，之前智氏索地，甚至智氏在宴会上侮辱韩康子，更甚者在赵襄子还是赵氏太子时被智瑶侮辱时就有了。为什么那时他们那时不进攻智氏呢？因为没人带头！他们也不敢单独挑战，所谓：“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就是说的这种心理。哪怕此时他们也没有率先出头，赵军从被水淹没的城中出来而不被智氏所察觉，并能顺利完成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是多么难的事啊，而且机会也只有一次。即使如此，在智氏大军被水淹没后，还得赵襄子将卒犯其前，韩、魏得等到赵氏、智氏两军都大幅削弱后才翼而击之，大败智伯之众。这与山海关大战极为相似，李自成与吴三桂斗的你死我活，双方都疲惫时，在旁观战的多尔衮才发动进攻。
为什么一定要三家分晋呢？如果赵氏与智氏一起被灭，韩、魏两家分晋岂不更好。因为这四家都是不能互相信任的，如果韩、魏敢做这种打算，赵氏或许会与智氏达成和解，最后的结果就无法控制了，对魏、韩来说从排在第三、第四的地位提升到第一、第三的地位是有利的。如果赵氏、智氏和解，这两家或许会由此率先除名，这不符合韩、魏的利益。所以三家分晋对于韩、魏来说是不冒任何风险而能获得最大收益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冒风险，其结果就类似田氏代齐了。智氏灭亡后，魏氏最强，此后出现了两次内斗提议。即韩氏提议与魏氏一起瓜分赵氏，赵氏提议与魏氏一起瓜分韩氏，而这都被魏氏拒绝了，否则还真有可能出现类似田氏代齐的事情。所以主动或被动割地在当时只是一种国家策略，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三晋便是被迫割地而最终成为获利者的。后来以为割地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原因在于他们割着割着就灭亡了，所以显得很严重。但时人却不能将此作为经验来加以运用，他们只能用三家分晋的经验。
而围魏救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情景。若不综合数篇文字，那我们对此事的认识便是：魏国攻打赵国邯郸，赵国不敌向齐国求救，齐国遂出兵攻打魏都大梁，迫使魏国回援以救赵国；随后的魏国攻打韩国新郑，韩国不敌向齐国求救，齐国遂出兵攻打魏都大梁，迫使魏国回援以救韩国。就病急乱投医之理可知赵、韩两国在遭受侵犯时绝不会只去求齐国，只是齐国根据时事出力最大而已。再说魏国吞并赵、韩这么重大的事情，其他诸侯也不会置之不理，而事实上在这两次事变中获利最大的却是在旁观望的秦国，及打酱油的楚国。
魏伐赵，赵四处求援。据战国策载：《齐一·邯郸之难》中记载：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楚一·邯郸之难》中记载：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智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伐赵也，害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宋卫·梁王伐邯郸》中记载：梁王伐邯郸，而征师于宋。宋君使使者请于赵王曰：“夫梁兵劲而权重，今征师于弊邑，弊邑不从，则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赵，以害赵国，则寡人不忍也。愿王之有以命弊邑。”赵王曰：“然。夫宋之不足挡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赵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则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请受边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赵王曰：“善。”宋人因遂举兵入赵境，而围一城焉。梁王甚悦，曰：“宋人助我攻矣。”赵王亦悦曰：“宋人止于此矣。”故兵退难解，德施于梁而无怨于赵。故名有所加而实有所归。《资治通鉴·周记二》中记载：秦败魏师于元里，斩首七千级，取少梁。秦卫鞅围魏固阳，降之。
《资治通鉴·周记二》中又载：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后齐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秦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并在之后秦伐韩，拔宜阳。
由是可知，战国各国皆以为己谋利为重。《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们听闻有人能合纵连横，玩弄天下诸侯于股掌间，便艳羡不已，以为通过自身努力便能左右天下时局。其实不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因此可知，主一国之政者非王侯一人耳，实为公室集团。吾观春秋大国，唯齐、晋两国公室弱方为人所趁，而其余之国灭亡多因力不如人。似鲁国者几四分五裂，然其公室势大，终能苟延数百年。故孟子言公孙衍、张仪似女子，其能顺势施为，故其名显；其若逆之，则诸侯弃之如敝履，秦伐蜀是也。也正因如此，在我们看来某人贤，得之可以兴国；某人恶，不杀不足以正世道，这些在当时根本不成为问题，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某政权因私事而追杀某人。有某些人却为了骗钱，颠倒因果，夸大说客作用，由此设教，谋取钱财。当然这么说也是有问题的。历史上就是有苏秦、张仪将七国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事实；同时也有苏秦作为间谍在齐国潜伏的事实。这两则事实互相冲突，但不互相影响其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只是大家在不同时期的认同不同罢了。三人成虎，甲历史时期的虚构故事如果被乙历史时期的人认同，那么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内容虽然在甲历史时期是假的，但它在乙历史时期一定是真的，因为它能影响乙历史时期。对于甲来说一个虚构的故事，他认为是真实的，并信奉它，那它便是真实的。以史为鉴，是以需要借鉴的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的依据，而非以史书上的记载作为依据。人是具有原罪的，这将在鄙人下本书中具体加以说明，因此有些事情的记录当事人是会进行掩藏篡改的，再加上有绝大的可能记录者本身所记录的内容就是他自己道听途说、甚至臆想而来。要不史书中两人处于密室的密谈，记录者怎会知道，他又没经历当时的情况，哪怕这是当事人一方的说法，甚至就是当事双方的说法也不可靠，毕竟他们公开此内容时的环境改变了。
贾长沙言：秦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苏老泉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然，曹孟德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述己志其实是可以用来类比此历史阶段的。在秦统一天下前，若有谁说哪一国能改朝换代，如果那人不是一方诸侯，那他就一定是骗子；如果那人是一方诸侯，那他就一定存在精神问题。秦国能统一中国，并将中国建立成一个集权国家，是具有极大偶然的。长平之战前，各大国形成了恐怖而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某国打破，那么其余各国会立即行动使其向己方能获利最大的方向倾斜，并就此形成新的平衡。而长平之战后，为秦打破的平衡却在各国犹疑不定间渐渐丧失了再次恢复平衡的可能。自此，秦国终于有了改朝的可能，但这也不是必然的。
本书起于周郝王元年，止于周郝王五十九年。鉴于长平之战为这段时期最后且最重大的影响平衡的事件，故以此为名。而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只能获得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次序，但却不清楚具体的细节。故本书通过个人的揣测勉强补充一些，使其看起来合理一些。由于作者见识浅薄，思虑不周或出现大量有悖于常识的错误，还请诸君予以指正。以战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应该是最难写作的，但同时也是比较容易写作的。难写在于大人物众多，他们对中国乃至于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及国家众多，各国政局波诡不定。易写在于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单纯。对，没错，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单纯！当时各个国家策略其实只有两种：大国争霸，小国求存；个人策略其实也只有两种：义与利。所以当时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商人、义士、庸人。凡是以获利为行为准则的都可归为商人行列，大多数政治人物、说客皆在此列。凡是以匡扶正义为行为准则的可归为义士行列，如墨家信徒之类。其余只为了活下去的人可归为庸人。但我们决不能把一个人绝对化了，一个人身上善恶并存，其行为因时因情而在不断地变化。但由于当时短暂的预期寿命、低下的生产力及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一种较为平常的行为原则，即士可杀不可辱。而且各大主流学派都有一个相同的主张，即乞求和平，但他们所主张采取的手段各有不同。因此为政时的诡诈与平时的中正巧妙而普遍地融合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身上。本书写作目的在于尽力描述这一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