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昭消灭满清之后，在辽东一带就把战线推到了松锦防线一带。之后就没有进军了。这时候天气已经很寒冷了，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
就连进入关内的华夏军也开始逐步撤退，不过蓟镇、遵化那一片十几万百姓都被华夏军迁移走了，几乎沦为空城。
之后，有刘进忠率领的十营兵马作为南方军团，进驻三屯营，占据了蓟镇，刘进忠当即就修补了蓟镇的防线，他需要在这里坚守至少半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刘元昭再度出兵大明的时候，作为桥头堡，进攻大明。
他的南方军团，有三营是老兵，其中孙和京率领的炮团就归入了刘进忠的麾下。另外有三个营是刘进宏东方军团的人，调拨给了刘进忠。剩下四个营是在国内征召的后备士兵。
在华夏军撤退之后，卢象升就率先领兵东进，一路收复失地，一直赶到了遵化之后才停下来。
原本卢象升是打算休整一下，让夜不收去查探前方情况，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他就被人喊醒。
新上任的杨嗣昌带着崇祯的旨意来了，他让卢象升先撤回蓟州城，至于已经收复的城池，只留下可以守卫的兵力就可以了，对于华夏军那边暂时保持克制。
这一道命令让卢象升摸不着头脑，同时也有些生气，他想不懂皇帝怎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天气开始寒冷起来了，这个时候，分秒必争，要是等到大雪纷飞，到时候再进攻就难了。
卢象升问道：“杨尚书，陛下如何会下达这样的旨意，是哪个昏庸之人的建言？”
杨嗣昌脸色一黑，卢象升口中的昏聩之人就是他自己，他这般做的原因就是想和刘元昭和谈。
毕竟刘元昭当初进攻大明，不就是因为大明收下满清作为小弟？现在满清已经被刘元昭给灭了，那就没必要再打下去了。
在与刘元昭和谈之后，就可以安心围剿国内的流寇了，现在杨嗣昌他们的想法就是攘外之前先安内。
杨嗣昌冷声道：“卢总督，怎么，你对朝廷，以及陛下有什么意见吗？你觉得朝廷里的衮衮诸公都比不上你吗？你只需要按旨办事就好了。”
卢象升皱眉道：“杨尚书，蓟镇乃是九边重镇，如今还在敌军手中，正好趁着敌军主力返回草原，理当集结重兵将其夺回来！
过了这个时机之后，可就很难有机会了。杨尚书，还请您回报陛下，收回此意啊。”
杨嗣昌摇头道：“这是陛下，以及内阁都同意的旨意，你要想抗旨不尊，就自己去京师说罢。”
卢象升还想再说什么，杨嗣昌赶紧说道：“本官远道而来，实在是乏了，卢总督请自便吧。”说完就喊道，“回驿馆。”
杨嗣昌走后，卢象升有些难受，更多的是迷茫和失魂落魄。
蓟镇的位置很关键，如果不夺回来，华夏军就可以第二次进攻京师，虽然这次停留在蓟州城就后退了。但是九边的防御被破了，京师不再安全。
之后就只能依靠蓟州城附近的地利与刘元昭对抗，这极为不利。
没得办法，卢象升在第二天就火急火燎的跑回京师去找崇祯了。
而在这个时候，蓟辽总督因罪下狱，花了不少钱才留得自己的一条命。
随后杨嗣昌就建议张福臻担任蓟辽总督，在松锦防线上防备华夏军的大军。而孙传庭因为与杨嗣昌不和，不得重用。
为了剿灭流寇，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针，为了完成这个方针，他和崇祯总结了三大要点。
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
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
他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刘元昭这边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十二万，其中步兵七万四千人，马兵三万六千人，并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之前崇祯手中还有些钱，但是经过剿匪一事，花的不多了，而且满清被灭，他又少了一大笔收入，不得已只能增派辽饷。
至于之前文武百官士绅富商踊跃捐赠的局面，在刘元昭领兵撤退之后，就没再出现了。
杨嗣昌所提的”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
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熊文灿，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永宁卫），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
崇祯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崇祯十年四月，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崇祯十一年五月，文灿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
崇祯帝听杨嗣昌提议熊文灿接任，对于熊文灿，他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于是就先派人去调查。
熊文灿不知道啊，热情地接待了朝廷的派来的这位宦官，金银财宝赠送，胡吃海喝十日。
宦官以前深居宫中，在抠门皇帝崇祯的约束下过得紧巴巴的，哪见过这样的大场面，现在当然心里也很爽。
有一天在酒席之上，大家又喝高了，宦官谈起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熊文灿听罢醉醺醺地拍案说道：“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哉！”
宦官一听，心想皇帝在宫中也是这样骂那些大臣王八蛋的。
看来熊文灿跟咱是一条心的同路人，随即也亮出身份：“我这次不是到广西去采购的，我是陛下派来对你进行考察的。你有当世之才，朝廷没有你没法消灭这群泥腿子。”
熊文灿一听就吓尿了：我哪里是去剿匪的料啊！我只是喝高了说着玩玩的，大人千万不要当真啊。
尽管熊文灿一再陈述自己‘五难四不可’，宦官告诉他：“我会把事情如实地向陛下汇报。如果陛下做出了决定，到时你也不要推辞了。”
熊文灿只得答应，送走了宦官的车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宦官回到了宫中，向崇祯一五一十地汇报了熊文灿的情况。如此，崇祯当即就决定了熊文灿的任命。
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负责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的军务，全权镇压农民起义。
熊文灿清楚自己是块什么料，根本没法彻底消灭农民起义，决定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这下反而被农民起义军看出了弱点。
张献忠名义上投降了熊文灿，实际上不断要钱，暗自在谷城中囤积了一万多起义军。时机一旦成熟，就再次反叛，打得明军一败涂地。
最后纸包不住火，熊文灿被革职下狱，第二年以抚议误国罪在京城西市被斩首示众。
洪承畴和孙传庭联手重创了闯军，杀了高迎祥，但是闯军在李自成的带领下，又形成了一股大势力，特别是洪承畴、卢象升以及孙传庭都被调走，大量官兵也前去勤王，让李自成羽翼渐丰。
在确认华夏军真的撤军之后，崇祯就下令洪承畴和孙传庭等人率部返回中原，在杨嗣昌手下听用剿灭流寇。而卢象升则领兵继续驻扎遵化一带，防备华夏军。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同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
其实他是借此影射他对清议和的主张，正如谈迁所说：“星历之学非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而发，力主封赏。”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帝对他更加信任，于当年六月提拔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故人称“杨阁部”。
其实，杨嗣昌已经在秘密启动议和行动。崇祯十年年底，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蓟镇，试探口风，刘进忠不敢决断，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北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崇祯帝默许。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刘进忠致高起潜的书信，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华夏和谈。
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杨嗣昌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
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对和谈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华夏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同时，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
刘进忠见明廷后边没有什么动静了，就上书给刘元昭，说了这件事情，刘元昭当即以此为借口，再度起兵，从喜峰口进入关内。
得知华夏军再度入关的消息，杨嗣昌愤怒的指责卢象升道：“如今，就是因为你们的阻挠，华夏军再度进入关内，这一次，没了满清的掣肘，你卢象升那什么保住京师！
你这是置京师安危于不顾，置陛下安危于不顾！这后果你们有想过吗！”
卢象升大怒，反驳道：“本官自会领兵为陛下挡住外敌！而不是学你卑躬屈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