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欲说当年好困惑
十五
1932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军有30多个师，40万人，陈诚为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苏区进攻。此前10月的宁都会议上，**因反对攻打大城市，“消极怠工”，被撤消了在军队的领导职务，自此脱离军队，开始了他长达2年多时间的被孤立被遗弃，独自难受地品味着挨整的滋味。周恩来接替了**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中央红军7万人，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集中兵力，于1933年2月在攻打南丰不果的情况下，转而打援，在黄陂一带伏击了敌援南丰部队52师和59师，歼敌大部，俘敌52师师长李明、59师师长陈时骥。之后主力部队又秘密北迁，于3月21日在草台岗围歼敌主力11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红七军参加了这两次战斗，兵员再次受损，全军仅剩下一个团的兵力。1933年6月，红七军与二十一军合并为三军团第五师，红七军番号取消。我也趁此到了五军团34师。
五军团的前身是国民党第26路军。26路军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第一集团军，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第一集团军为蒋介石收编，改番号为26路军。作为国民党的杂牌军，蒋介石的政策是分化、吞并、消灭，为此把26路军调到江西围剿红军，以收渔人之利。26路军也知道蒋介石的用心，不愿与红军作战，主要指挥人员纷纷离队。**在26路军的地下组织乘机开展活动，鼓动起义。1931年12月14日，在**员、军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的领导下，26路军1万7千人起义投向红军。起义后26路军编为红五军团，归一方面军建制，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26路军是冯玉祥的精锐部队，善使大刀，作战勇猛，加入红军后，成为红军的主要战斗部队。1932年春，红一方面军将五军团3个军拆开，其中两个军混编到一、三军团，五军团只保留其中的一个军，并补入来自闽西的一支地方部队。季振同认为这是对起义部队的不信任，提出离开苏区到苏联学习，获中央批准后启程，可在去厦门的路上却被保卫局逮捕。军长黄仲岳及十几个军官因持与季振同相同的看法，也因此受牵连被捕。季振同离队后，董振堂继任军团长。到长征结束的时候，五军团全军覆灭。在红军历史上，五军团是一个悲剧军团，一个苦命的军团。很不幸，他也是我的宿命军团。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最痛彻心扉的经历，就发生在五军团。
五军团34师师长陈树湘，时年27岁，中等个，白脸，身子硬板，说话实实在在，让人感到可靠可信。陈师长是湖南长沙人，曾就读于长沙师范，受**、何叔衡等人影响，于1922年加入共青团，参加过北伐和秋收起义，后随**上了井冈山，也是老资格了。我第一次见到陈树湘师长，是我到34师报到的第一天。
那是个大热天，热得知了都趴在树上直喘气，叫不出声，也飞不动了。环顾上下左右，这青天绿地，居然可以静得如此的悄无声息，所有的活物都跟死了似的，所有的景物也都跟画出来似的，也真是奇了怪了。我独自一人来到师部，陈师长见我来了，很高兴，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欢迎你到34师来。”
我赶紧接过杯子，说：“请师长给我分配工作。”
师长笑笑说：“你的工作我已经考虑过了，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当警卫连长。”
我一听，慌了，忙说：“不行，不行。我对部队情况一点儿都不了解，我还是当排长合适，副连长也行。”
师长不紧不慢地说：“你的情况龚楚军长早就告诉我了，你行。部队情况嘛，很快就会熟悉的。你知道，我们缺干部啊，特别是缺乏能带兵打仗的干部。”
那时候，红军的各个主力部队都缺乏基层干部，因为每次战斗，牺牲率最高的就是他们，正因此，我无法推辞，只好接受了连长的职务，说：“那我就先干一段时间试试，不行就换下来。从我本心讲，我还是愿意到战斗部队，当班长、排长都行。”
师长看我接受了，舒了一口气，宽慰道：“到战斗部队的问题，以后我会考虑的。目前还是要把心安在师部，把警卫连的工作做好。我们这个师，主要成员是来自闽西的地方部队，都是新参军的农民，没有打过大仗，战斗素质还不高，特别需要从主力部队来的干部带带。你的担子很重，要安心工作，我们师指挥系统的安全可全在你的手上啦，责任重大啊。”
师长的这一番话，诚心诚意，很让我感动，我表了个态：“请师长放心，我会尽力把工作做好的。”
师长高兴了，转了话题：“龚军长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听说被开除了党籍，调到红军大学训练班去了。”
师长叹了口气说：“龚军长是我在井冈山时期的老领导，有主见，能打仗，是个人才，可惜就是脾性太硬，看问题不够全面，总爱犯右倾错误。在井冈山时期就站错了队，反对过**，不然的话也是大军团级的首长了。”
我完全同意师长的话，但作为自己曾经的领导，也不便多评论，就附和道：“龚军长还是有能力的，他对我们很好。”
师长说：“他对自己的兵从来都是爱护的，可就是不知道想想自己的问题。唉，不说了。走，咱们到警卫连去。”
到了警卫连，我才知道我手下的兵有多“棒”，说高了也就是乡村赤卫队的水平，离正规部队可差远去了。虽说都穿上了军装，可躯壳里还是一群农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我的体会，要成为一支能战斗的部队，最重要的是“令行禁止”，以指挥员一个人的意志为所有人的意志。为此，我首先抓部队的纪律养成，从营区内务军容风纪抓起，着装绑腿手指甲，吃饭睡觉洗澡，请示报告纠察，都给我整齐明白，利落规矩。继而抓部队的战术养成，紧急集合，队列出操行军，射击刺杀投弹，单兵动作，战术配合，天天的管教督促，天天的示范操演，天天的点评教育，慢慢的连队就有了正规军的模样，又经过几次战斗，一支作战部队也就成型了。师长见此，高兴的合不拢嘴，赞：“行，是带兵的料。”当然，把一群农民训练成具有铁的纪律，能打硬仗、恶仗、白刃战的军队，没有一点儿功夫也是不行的。
从此，我开始了在五军团的战斗历程。一个可怕的历程，一段不堪回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