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29年4月，红四军连克兴国、宁都数城，建立了县革命委员会，逐步控制了赣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了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红四军前委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在赣南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按照上级的部署，我们连到了吉安县，以班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村庄。
对打土豪分田地，我们没有经验。班长到团里集训了几天，学习了《土地法》，也听了一些地方的经验介绍，应该算是懂得了，可在实际斗争中，我看他是没入门。从连里来了个文书，叫明晓光，是连长派到我们班来帮助工作的，据说是永新县城的大知识分子，上过初中，十七、八岁，长白脸，中分头，架着副眼镜，文质彬彬，少言寡语的，胸前还爱插一支钢笔，我们管他叫“秀才”。依我看，对打土豪分田地，他更没入门。我们班所到的村子很大，有几百户人家，最有钱的一家叫谢国臣，尊号“谢老爷”，有200多亩水田，他成了我们打击的目标。我们一进村，就先包围了他的院子，把谢老爷抓了起来，把他家里的衣物家什都翻了出来，堆成一堆，然后挨家挨户地把村子里的人都召集到了谢家的大院里。由于村子地处偏僻，没有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洗礼，群众的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还未萌醒，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村民们都来了，男女老少站了一院子。可是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你都读不出内容，就像贴了一层皮，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就那么木呆呆地站在那里，蒙蒙懂懂地听着秀才宣讲“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道理，也不知他们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就知道一个劲地颔首，哪管你是对着他们在发问，还是在表达自己对反动派的愤怒，他们就知道点头。秀才不管这些，依然精神十足，口若悬河，从日出一直讲到日正午，听得人都倦了，狗都厌了，他还没个够。石头烦躁地嘟囔：“这个秀才，怎么那么多的废话。”到后来，实在耐不住了，大步流星走上前，一膀子撞过去，秀才突地张开了双臂，像鸟一样飞了起来，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好半天才爬了起来，摸索着拣起掉了的眼镜，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满脸通红地憋出一句：“这个石头，这个这个楞小子。”石头也不理他，冲着全场人就喊：“院子里的东西，每家一份，快来拿呀。”此言一出，村子里外号叫“狗子”、“瞎子”、“呆子”的几个光棍汉便似蚂蚱一样跳了出来，急慌慌地跑到衣服堆里挑拣起来。可其他的人却动也不动，仍是呆呆的在一边瞪眼看。胡有财一旁看着直急，跳着脚喊：“来拿呀，怎么不动啊？这衣服多好啊，绸子缎子的，还是新的呢，精光滑溜呀。”可大多数的人就是不来拿。眼见着“狗子”、“瞎子”、“呆子”们抱着大包的衣服嘻嘻哈哈的离开，人群也慢慢的散尽了。我们瞅着满院的东西面面相觑，不明白为什么村民们会不要这些东西。
晚上，班长选定了村外一个视野开阔的独立院落住了下来。房东王大爷对我们说：“谢老爷的祖上是魏晋时的望族，为避战乱，从中原举族南迁。这村里的人不是他的族人就是他家的仆人，他的东西谁敢要啊？你们一走，分的东西还得退回去，你说我们拿它干什么呀？再说了，都是一个村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愿做那伤人绝情的事情呢？也就那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有今天没明天的。你们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我们知道你们是要为穷人好，可把财主的东西分了，我们就能好了吗？天下从来就是官府和财主们的天下，哪里会有由着泥腿子们撒野的规矩？”说罢，摇摇头，叹着气，走了。
王大爷一席话，说得我们瞪着眼睛找不到北，可任务总是要完成的呀，总不能够就这样回去吧？班长愁得不行，召集全班开会，商量办法。胡有财搬出了他的老经验，提出，只有把谢老爷杀了，把他全家赶出村子，才可以消除村民的顾虑。秀才不同意，说谢老爷并没有犯什么罪，不能平白无故地杀人。胡反问，不杀谢老爷能把他的东西分了吗？上级交给我们的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务怎么完成？秀才说，应该想想其他的办法，稳妥地做工作。胡嘲讽道：“你以为你是在吃酒吃肉搞婆姨，由着你磨蹭？这是拉屎撒尿，稀了哗啦的事。”秀才坚持：“这不是撒尿也不是吃酒，这是工作。”二人你来我往，争得面红耳赤。胡有财骂秀才“书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秀才说胡有财“不讲文明，不懂政策，是野蛮人”。全班人瞪眼看他们俩吵。都快三更天了，班长烦：“算了，别吵了。”挥手散会，独个闷头睡觉去了。
秀才挨着我躺下，愤愤地对我说：“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不能随便毁灭的，怎么说杀人就杀人呢？没有文化，没有教养。”
我知道这是赵老师的思想，我赞成。可赵老师的生命却被别人残忍地毁灭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我夜里还要轮班站岗，无心与秀才讨论，就赶紧入睡了。
睡梦中，我高高兴兴地捧着簇新的绸缎衣服回家，母亲问：“哪来的东西？”我说：“是谢老爷家的。”母亲生气：“人家的东西你怎么拿回家来了？”我分辨：“这是分的，是地主的东西，可以拿。”“地主的东西就可以往自家拿，哪里来的歪理？！没规矩了，送回去。”